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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东陵盗宝案之二：如此结局 [打印本页]

作者: 周郎 时间: 2007-9-19 23:50 标题: 东陵盗宝案之二：如此结局

孙殿英、谭温江等东陵盗宝后，急于销赃，于是潜往北平，暗中托古玩商黄百川代为销售珍宝。这样一来，当宝物在市面出现时，盗墓贼的形迹也很快暴露了。
　　由于溥仪及众遗老的强烈要求，蒋介石、阎锡山均表不一定查办此案，北平警备司令部因此也十分重视。他们得知宝物出现的消息后，迅速破案，很容易便捕获了黄百川、谭温江，将其关押起来。与此同时，青岛警察厅侦探队也于8月4日抓获孙殿英部逃兵张岐厚等三人，搜出偷盗的财物。
　　经过严加审讯，张岐厚供认：我年二十三岁，安徽南宿州人。从前在第六军第二混成旅一团团部当随从兵，以后又改编在十二军军部当随从兵，军长孙殿英。我们的队伍，向驻蓟州一带。于今年五月间，队伍开至马兰峪打土匪，驻在东陵。是由军长孙殿英领着两旅人去的，人数不足，旅长有韩大保及柴旅长。于五月节前二三天，由军长下令教工兵营用地雷将西太后及乾隆帝二坟炸开。当时我未得去，由军长的人把着门，都是团、旅、营长们下去拿东西，别人不得进去。他们拿完了，到天明以后，我才去的。我这三十六颗珠子，就是在西太后坟  里拾的，以后我们的队伍就往热河开走。在杨哥庄地方，我因当兵不易发这些财，再跟着队伍打仗去也无益，所以才由杨哥庄偷跑了。到了天津，我还曾在天津卖了十颗珠子，卖了一千二百元钱。当时买了两个金戒指、一只手表，由天津坐船来青，再赴上海，转回原籍去。我这三十六颗珠子，是人家拾剩下的。我的一千零十元钱，就是在天津卖了的那十颗珠子去了花费剩下的。
　　如此，人证物证俱在，很明显证明盗墓乃孙殿英率部所为。溥仪及满清遗老纷纷要求重办孙殿英。可是，事实上。国民党当局却对此事含糊其辞。在当时的报纸及官方往来函电中，对盗墓部队的番号以及主犯孙殿英的名字均讳莫如深。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原来，无论是阎锡山还是蒋介石，他们虽然表面上答应满清遗老的要求，但各自都有小算盘。当时，阎锡山、蒋介石之间各怀鬼胎，明争暗斗，双方的军事大较量即将展开。而孙殿英手握一部分兵权，正是他们可以利用拉拢的对象。因此，谁也不愿意得罪孙殿英。再加上孙殿英见事情闹大了，便开始想法子解决此事。一系列暗中交易进行后，孙殿英不仅安然无事，而且又任新职，趾高气扬地讨伐他的旧上司张宗昌去了。
　　孙殿英对自己的暗地交易并不特别忌讳。文强在一篇文章中，回忆：有一次，孙殿英得意洋洋地告诉他东陵盗宝及“善后”事宜。孙承认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墓是用炸药崩开的，并说：“乾隆的墓修得堂皇极了，棺材里的尸体已化了，只留下头发和辫子。陪葬的宝物不少，最宝贵的是颈项上的一串朝珠，有一百零八颗，听说是代表十八罗汉，都是无价之宝。其中最大的两颗朱红的，我在天津与雨农(指特务头子戴笠)见面时送给他做了见面礼。还有一柄九龙宝剑，有九条金龙嵌在剑面上，剑柄上嵌了宝石。我托雨农代我赠给委员长或何部长 (何应钦)，究竟雨农怎样处理的，由于怕崩皇陵案重发，不敢声张。慈禧的枕头是一只翡翠西瓜，托雨农代我赠给宋子文院长了。她口里含的夜明珠，分开是两块，合拢是一个圆球，分开透明无光，合拢呢，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夜间在百步之内可照见头发。听说这个宝贝可使尸体不化，难怪慈禧的棺材劈开后，老佛爷好像在睡觉一样，只是见了风，脸上才发黑，衣服也有些上不得手。我将这件宝贝夜明珠托雨农代我赠给了蒋夫人。宋氏兄妹收到我的宝物之后，引起了孔祥熙部长夫妇的眼红，接到雨农的电话后，我选了两串朝靴上的宝石送去，才算了事。那把九龙宝剑，究竟赠给了委员长还是何部长，至于今还不明白，有便请代我打听，但也不必当面去问雨农，不然，会显得我太小气了，千万千万，拜托拜托。”此外，孙殿英还送给阎锡山价值50万元的黄金，送给监察院长珍贵的古玩……经过这些必不可少的打点工作后，各路权要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且暗中授意手下，对待此案可采取“捕小鱼放大鱼”的瞒天过海之术。孙殿英自不在缉捕范围。
　　当然，东陵盗宝案毕竟影响巨大，后果严重，大量国宝不知去向，激起全国民愤。各地许多民众团体纷纷电请国民政府，要求究查主谋，予以严惩。各地报纸也纷纷发表有关盗墓报道，影响面更加广泛。而高层权要也不会将自己“暗中的勾当”摆到桌面。因此，虽然既定方针已定，但表面文章还是要好好做的。各地军警紧锣密鼓，加强侦缉。此案也不可避免地被列为特大案处理。

随着大量珍宝外流，各界人士对此案的关注呈上升趋势，纷纷电请政府，要求从速秉公处理此案。这些人中不乏社会影响面很广的名流。
　　因东陵盗宝案的主犯是现役军人，普通法院未便处理，给破案带来不必要的拖延。因此，北京总商会等请求组织特别法庭审理此案，并要求参加陪审。但由于案件复杂，关系纵横，卫戍司令部迟迟没有确定最终解决办法。最后，阎锡山表态，同意组织军事法庭审理此案，并电令卫戍司令部参谋长朱绶光从速组织军事法庭，同时电请国民政府。
　　由于案情重大，审理此案的审判长必须具备上将身份。朱绶光等起初内定商震为审判长，杨杰、冷通、汪泽民为审判官，电呈国民政府核夺。不久接到复电，令各集团军推选审判官。朱绶光等按复电重新布置，审判长仍为商震，审判官则改为阮肇昌、邱效举、吴丕柱。
　　审判长定为商震，国民政府与各集团军都没有异议，但审判官的人选却仍未定下来。各军事集团都想安插自己的人进去，他们知道，只要一当审判官，必有大量好处可拿。又是一番明争暗斗。最后，审判官终于定为邱山宁、赵经世、周学海、李竟容。法官定为周仲曾、张柱。商震受任审判长后，马上饬令遵化县缉拿盗陵正犯归案。孙殿英仍不在缉拿范围。
　　谭温江被捕获后，一度曾被保释在外，如今迫于压力，将其重新收押起来。孙殿英的直接上司、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将谭温江以前呈报马兰峪剿匪所得的东陵珍宝加封移送卫戍司令部，并向外界表态，决不宽徇属下(事实上，他本人就是东陵盗宝案的幕后支持者)。与此同时，又有几名嫌疑犯在天津落网，被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收押。
　　1928年12月7日，据《新晨报》报道：“东陵案会审处，昨日(六日)致函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请将古玩商犯李济川、姚柯泉，盗卖犯戴明德，并赃款两千余元，迅速解平(北平，编者注)，以资审讯。又曾函致青岛，将所获盗犯张岐厚及赃物急速解平云。又一消息：东陵案审判长商震昨已答复新闻界之请，允许于公开审判时可以列席旁听。”商震还向外界透露了处理东陵案的三个步骤：  “第一步调查人证；第二步审问；第三步公判。在一、二步时期案未侦实，依法应守秘密，即使进行到相当程度，也应酌情披露。”这些话引发着新闻记者的兴趣。
　　军事法庭的预审是从1929年4月20日开始的。经过断断续续的审理，最后一次预审于6月8日在乎津卫戍司令部举行。
　　下午3点45分，审判长商震到庭。邱山宁、赵经世、李竟容分别坐在商震两侧。先提嫌疑人巴建功上庭，讯问去年盗掘陵墓的情形。巴建功一一招认不讳。讯问完毕，巴建功被带了下去。接着提张岐厚上庭，张岐厚供词与以前一致。等所有话都说完后，张岐厚也被带了下去。
　　最后提谭温江，讯问当日指挥部属盗掘东陵以及日后贩卖赃物等情形。谭温江仍想抵赖，大声说：  “我早年参加革命，有坚定的革命立场，怎么会干这样的事?一定是你们搞错了，赶快把我放了。”
　　商震便问：“你说你没有盗墓，有什么根据?”
　　谭温江回答：“我当时根本就不在遵化。人都不在遵化，又怎么能在那儿指挥盗墓呢?真是无稽之谈。”说罢，一副被冤的模样。
　　商震问：“你说你不在现场，有谁可以作证。”
　　谭温江并不知道张岐厚等人已被抓获，便说：“孙军长可以作证。我手下的弟兄们也可以作证。”
　　审判官邱山宁见谭温江不肯承认，便说人证俱在，不容狡辩。于是命令将张岐厚、巴建功再次带上法庭。
　　谭温江一见张、巴二人，顿时傻眼。
　　二人与谭温江是老相识，过去劝道：  “事已至此，赖又何益，国法俱在，不如招了，还可得个宽大处理。”
　　谭温江一脸怒气，还想狡辩。
　　赵经世、李竟容不给谭温江细想的时间，反复开导。谭温江终于不再狡辩，低头不语。
　　预审后，商震、赵经世等人在会客厅举行谈话会，推选周仲曾、张柱两法官另行起草审判书。起草后，先由赵经世审定。同时约定下星期二再次召开会议，讨论最后判决书，以便逞报军政部请示办法。
　　《晨报》记者于散会后采访商震。商震声称：“今日仍属预审，其详情恕未便奉告。惟丰日所审者为巴建功、张岐厚人等，巴、张两人极为痛快，不失为自作自受之好汉。全案判决其罪情较重者当依法办理。其次将判决十一年、九年、七年以至月徒刑者，均有之，惟希望法得其平，保障军法独立之精神，下星期二即开谈话会，将判决书审定后，即送军政部请示执行，军法会审之责，届时可告一结束。本案困难之亦在不少，好在人证齐全，不难执行也。”
　　6月14日，军事法庭请有关专家检查赃物。但令外界奇怪的是，有关专家虽然对文物进行鉴定，证明许多是乾隆、慈禧的葬物，但他们不愿意为这些赃物估价，也不愿意向外界透露自己的名字。这为此案又添了一丝悬疑。
　　6月15日下午3时，高等军法会审处召开军法会议。决定将全案卷宗，派人送到京城。全卷共有十八卷，包括：一、已供录存；二、存查之件；三、证物清卷；四、各处来文；五、原告诉状：六、移交案卷等。此外尚有所获赃物及其他一切物件，均封锁缜密保存。
　　会上，商震等人将判决书理由逐一说明，并声明完全根据军法，毫无偏袒纵徇之处。最后署名盖章，派员送往京城。其他物件也于当日盖印，赍送京城，静候军政部军法司宣判执行。整个会议严禁外人人内，至于所谓“毫无偏袒纵徇”的判决书内容，也是外人根本无法得知的。
　　最高当局对此案迟迟没有判决。无论是蒋介石还是阎锡山，他们在得到好处后，只想着如何拉拢孙殿英，根本不去考虑法律的公平与权威。或许，在他们眼中，对付社会舆论的最好办法就是拖延。等时间一长，人们的焦点移到别处的时候，再大的案件也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孙殿英早被国民党当局派去讨伐张宗昌去了。土匪成性的他自然继续危害乡里。1929年3月6日，上海《民国日报》还报道：孙殿英部惨烧济南附近七村，杀人无算。几个月过后，孙殿英在作战中收获不小，在嵩山附近民军中收抚了2万多人，势力进一步壮大。1930年春，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几个大军阀即将展开中原大战。孙殿英看到反蒋势力强大，便接受阎锡山、冯玉祥的拉拢，开始与蒋介石作对。孙殿英因此被阎锡山任命为安徽省主席，成为割据一方的土皇帝。在此期间，孙殿英还颇为轻松地将谭温江救出。
南海胤子在《盗陵案》中讲述了孙殿英起救谭温江的细节：“孙军既得阎冯(阎锡山、冯玉祥)两巨头的倚重，又在军事吃紧之时，需用人才自是当然的了，更兼全军官长感念谭温江有大功于本军，这日开军事会议，参谋长提出议案，说道，现在本军兵额已然扩充到四师两混成旅了，需用人才是刻不容缓，军长不日也要实授安徽主席，参谋长忽然想起谭师长温江，前被嫌疑押在陆军监狱。我们既与中央(指蒋介石)对敌，法律已无遵守之必要，况且阎总司令正在倚重军长的时候，我们只要一纸公文，声明谭师长所得珠宝，都是剿匪时由盗匪手中截回的，谭师长偶至北平，误被捕去，羁狱年余，益无证据，自应还其自由……孙殿英大声说道，这些日子只顾招兵购械打仗了，反把他忘了，这可太不对了，参谋长，你就办公事，派几个得力的弟兄，把他要回来就完了。”
此后，孙殿英果然堂而皇之地向阎锡山交涉，要求释放谭温江。孙殿英也懒得再花心思写呈文，只是将案发初给徐源泉递交的呈文略动几字，交给阎锡山。
呈文主要讲述谭温江师长在马兰峪如何剿匪的详细情形，从而为谭温江开释罪名。呈文首先讲述剿匪的缘起，称：“马兰峪有匪首马福田，本多年巨匪，盘踞马兰峪无恶不作，曾被东北军岳军长兆麟收编，开往京保之间。奉军败退后，马福田复率部归山，仍据该镇，倒行逆施，更胜往昔，烧杀淫掠，肆意横行，群请派员剿捕。职以军人责在卫民，兼众情难却，遂派谭师长率部前往剿匪。”接着，孙殿英进一步将他的部队描述成奋勇作战的部队，继而谭温江则成为剿匪的功臣。其后，孙殿英另起一段，专门讲述案发期间谭温江的行踪：“该师长之行踪：六月三十日以前，随军行进，并未离伍。七月一、二、三日剿办马匪，五日到蓟县见职，即派该师长于六日代职赴京晋谒徐源泉，八日回蓟，九日回马伸桥，十一日开驻邦钧镇，十二日到渠头，十四日移郭家府，十五日移驻小店。该师在所驻各镇名誉甚好，尽可查问。”最后，孙殿英“理直气壮”地称：“以上各项均系实在情形，据此详查该师行动，均甚明了。谭师长并未离队，能否犯法不难洞悉。伏恳总司令睿察冤枉，俯予申白，为祷。”
阎锡山看过呈文后，明知道孙殿英满口胡言，但却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答应马上放出“功臣”谭温江，委以重任。果然，没过几天，谭温江便出狱了。出狱的时候，谭温江出尽了风头。监狱长为其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在众囚犯羡慕的目光中，谭温江气态轩昂，满脸笑容，在监狱长的亲自陪同下大跨步走出陆军监狱。监狱门口有专车接送，谭温江坐进去，很有“风度”地对监狱长点点头，便命司机开车，汽车飞快地开往北平。到北平后，谭温江继续受到上宾待遇，临走时，由北平宪兵司令梦溪春亲自送他到车站。等返回部队后，自然又受到孙殿英的招待。接着，他又顺理成章地继续当他的师长。
至此，东陵盗宝案不了了之，落下帷幕。
也就是说，轰动全国的东陵盗宝案，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人不知道作案的首领，然而，也几乎没有一个盗墓贼受到应有的惩罚。
这可以算是乱世中特有的现象吧。
这也难怪受害人溥仪会有极端的表现：“我心里燃起了无比的仇恨怒火，走到阴森森的灵堂前，当着满脸鼻涕眼泪的宗室人等，向着空中发了誓言：‘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
溥仪最终未能报仇雪恨。孙殿英在乱世中仍然做他的混世魔王。直到1947年的河南汤阴战役中，孙殿英才最终为我人民解放军一举抓获。在战犯收留所中，孙殿英患病，抑郁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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