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左权牺牲之前的1941年11月，他有一封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申诉书，那是他流着泪写的，信中倾诉了那后来令他决然以死相向的不平。
一、左权之死
1942年5月25日，抗战中的八路军首长、人称“朱彭左”之一的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在山西辽县(后易名为左权县)麻田反“扫荡”战斗中与日军激战突围时，不幸遭炮击壮烈殉国。
左权将军是八年抗战中牺牲的中共最高级别的将领，他的英名永世长存。然而，仔细推敲左权将军的烈死，似乎有些蹊跷。他的战友回忆：左权是在部队突围中牺牲的，可是他在敌人炮火的猛烈轰击下，一再叮嘱战友卧倒，自己却依然继续前进，旁边也没有一个卫兵，结果他被日军的炮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事后，彭德怀将军也不解地发问：当时日军向麻田十字岭我方发射了三枚炮弹，作为训练有素的高级指挥官，左权应该完全能辨别出炮弹飞行的声音和角度，但是他没有躲避。这是为什么？难道左权将军是想不惜以自己的死来说明什么吗？
在左权牺牲之前的1941年11月，他有一封致中共中央和泽东的申诉书，那是他流着泪写的，信中倾诉了那后来令他决然以死相向的不平。他说：“我在1932年曾受过党的留党察看处分一次，那是因为在肃反当中被反革命托派的陷害及调闽工作时遗落托陈取消派文件一份……这是个错误，也是个疏忽，愿受应有的处分。唯被托派陷害一事，痛感为我党的生活中最大的耻辱，实不甘心。但当时中央书记处他们未发觉，虽是曾一再向党声明，亦无法为党相信……迄今已经10年了，不白之冤仍未洗去，我实无时不处于极端的痛苦过程之中。回溯我1925年2月在广州入党，那年冬即赴莫斯科。1930年6月回国，同年9月入苏区，直到现在已将近17年了……总以为真金不怕火炼，党有工作给我做，在斗争中工作中表白这不白之冤，自有水落石出之一日，以此安慰自己。现在我觉得不应该再忍受下去了，故向党提出要求，请将我的问题做结论，洗涤这一不白之冤，取消对我留党察看的处分。我再以布尔什维克的真诚坦白向党声明：我没有参加过小组织活动，我与反革命托派无论在政治上组织上均无任何相同之点，无任何组织关系。我可以向党担保，我是一个好的中国共产党员，希中央讨论答复。”
二、左权和“托派”的嫌疑
左权的上书提及一个党内久已存在的“托派”的问题，它曾经伤及许多无辜的同志。
左权将军是当时八路军首长中不多的一位既有长期的革命阅历又是“科班”出身的高级指挥官之一。大革命中他考入广州陆军讲武学校，不久又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之后由周恩来和陈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投身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战争，屡建功勋。1925年月11月，他被派往苏联学习，先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
那时的莫斯科正酝酿着一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上的大风暴。斯大林与托洛斯基的“反对派”的斗争达到白热化，这又影响和反映到中国革命中来，左权后来的积郁，就是因为对苏共一些“反对派”有所好感而带来的。后来他回答组织上的审查时说：“那时我才20岁，年轻幼稚，一方面相信列宁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中央是正确的，一方面又对托洛斯基与拉狄克有过某些英雄主义的崇拜……但不久，等到托洛斯基反革命的原形日益暴露时，我那些崇拜观念也就自然消失了。在整个反托斗争中，我是站在党的方面的，并真诚地向党声明，在组织上没有任何联系。”但党内斗争的严酷不是年轻的左权所能想像到的，不久他就被牵涉进“江浙同乡会”——一桩王明等残酷打击自己的同志、树立宗派的“处女作”。
1928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率团抵达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的米夫和王明“恶人先告状”，“揭发”所谓“江浙同乡会”问题。毫无理论水平的向忠发不经调查，马上宣布“江浙同乡会”是反党组织，说左权是其成员，原因是他与孙冶方两人关系密切，他们经常一同探讨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结果，孙冶方等受到严重警告的处分，左权则受到“行为不检”的党内劝告的处分。这桩冤案，后来经苏共中央派科尔诺娃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等调查，才完全否定了的。但余音袅袅，后来又被回到国内的王明等，作为对异己分子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杀手锏。和左权相同处境的，还有王若飞等。左权有此把柄在人手上，后来继续遭到恶意构陷。1932年中央根据地开展肃反，闽西新十二军一团的政委刘梦槐，向临时中央检举红十五军军长的左权，此前指挥部队攻打汀州时收藏过托陈取消派的文件。关于“文件”一事，后来左权上书中央时做了说明，应该说那只是一个误会，再严厉也不过是有所失误而已。但临时中央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有人沾上“托派”的嫌疑，左权被当即撤职，从前线调回后方接受审查。后来由于有彭德怀、王稼祥等人出面主持公道，这才未以反革命论处，只是给他一个留党察看8个月的处分。此后左权因“托派”嫌疑不被重用，一腔豪情郁郁不得伸展。
直到不久后，国民党发动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前线急需将才，红军总政委周恩来才果断起用左权，授以红一军团参谋长职。左权这才吐了一口长气，摆脱委屈和不悦的情绪，带“罪”上前线，全身心投入到战斗中。后来红军开始长征，他协助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连续突破国民党四道封锁线，继而又强渡乌江、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屡建奇功。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原来一军团的首长，也是左权黄埔同学的林彪赴红军大学任校长，左权则代理红一军团。继直罗镇战役后，他又指挥击溃胡宗南所部的山城堡一役，圆满完成了国共两党在抗战爆发前的最后一战。如果他是原来中共“左倾”路线所认为的一个“反革命”，会有这样的“反革命”吗？三、天下奇冤——“托派”即“汉奸”
就在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斯大林亲手炮制了两起冤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审理的所谓“托、季反苏联合总部”案和所谓“托洛茨基平行反苏总部”案。这两个案件的审理，把“托派”称为是德、日情报机关的“侦探”，是意图颠覆苏维埃政权的“匪帮”。于是，苏共党内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随即，共产国际通过决议，指令下属各支部“开展有系统的斗争，以反对法西斯走狗——托洛茨基主义”，并“根据事实的材料来说明托洛茨基分子——这些阶级敌人的走狗——所进行的侦探勾当与奸细活动”。在当时披露的所谓“根据事实的材料”中，有托洛茨基指示让日本在库页岛上采油、开金矿，“绝对不去阻碍日本去侵略中国”等。于是，与托洛茨基有联系的中国的“托派”，就不能洗清其“汉奸”的罪名了。然而，这又与早就和“托派”划清了界线的左权将军有何相干呢！当时，托洛茨基等虽然表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但是却不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的抗日。中国的“托派”也就提出“两个口号”，即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打倒国民党”相并列，当然也就反对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从左的一面在事实上一定程度损坏了全国的抗战局面，但这又并不就能说明“托派”就是“汉奸”。中国的“托派”始终是昧于国情、奉外国人(托洛茨基等)的理论为圣旨的一个小党派，它日益蜕变为一个脱离现实、远离群众的关门主义的极“左”小集团，人数愈来愈少(后沦落为不足五十余人)。这不仅暴露了他们幼稚、执拗的一面，也说明他们没有什么政治实力可言。但他们的言论却被人夸大了，他们被人为地树立为“箭垛”，这也是现实政治的一种“需要”，不过说他们是“汉奸”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客观地评价“托派”在抗日战争中的所作所为，这可以参照《邓小平文选(1938～1965)》中的注释：“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也是主张抗日的，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这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部流行着托派与帝国主义国家间谍组织有关、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这两个“有关”，前者1988年8月4日塔斯社公布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为“托派”平反的文件中已经证实是“捏造”的而予以“撤销”，那么后者是从前者附会而来的，也应该被视为“捏造”而“撤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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