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当时中国媒体整天宣传“形势一片大好”、“到处莺歌燕舞”，但越南人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形势是每况愈下，因此越南领导人自始至终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支持或肯定文化大革命的话。在极“左”思潮的笼罩下，对越的外宣自然是陷入了死胡同。
本文节选自《原中国驻越南大使李家忠：中国与越南走过昨天》第一章节“往事回忆” 口述者：李家忠 原载于新华网
我于20世纪60年代初进入外交部，不久美国的侵越战争迅速升级，我国也在全国范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援越抗美运动。当时毛主席有一句名言：“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总的说来，这期间的中越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就是后方和前线的关系。但与此同时两国关系中也存在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并且在外宣方面也能明显地表现出来。主要是：
对待苏联的态度。当时中苏尖锐对立，中方严厉批判苏联现代社会修正主义，谴责苏联对越南的抗美斗争是“假援助、真出卖”。而越南的抗美斗争则既需要中国的援助，又需要苏联的援助，特别是重武器的援助，不赞成中国说苏联对越南是“假援助”。
我国大使馆国庆招待会的祝酒词中，每当提到苏联对越南“假援助、真出卖”时，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使节和外交官便纷纷退场，以示抗议，使在场的越南领导人处境十分尴尬。我大使馆新闻橱窗展出苏联警察在莫斯科殴打中国留学生的照片后，橱窗很快便被人用砖头打破。
中越双方经常就如何看待苏联的问题发生争论和不愉快，成为两国关系中的一个疙瘩。而当时批判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是我外宣的主要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对越外宣工作自然困难重重。
对待“文革”。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核心内容是发动全民造反，揪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与正在全力进行抗美斗争的越南则完全格格不入。当时越南需要中国提供大量援助，不便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但又十分担心文化大革命波及越南，故只能在内部严加防范和抵制。如规定所有访华的越南代表团，一律不得接受关于“文革”的宣传品。
有的越南人一时碍于情面，不便回绝，便暂时收下，乘无人注意时，再悄悄将其丢弃。中国大使馆有时一天能发放上千本《人民画报》，但物质条件极度困难的越南人，大都拿去垫抽屉，包书皮。在越南海防市举行中国国庆电影周时，有一次放映“钢琴伴唱红灯记”专场，结果到场的观众只有5个人。1969年4月中共“九大”后不久，国内给大使馆发来“九大”开幕式的纪录片，长度只有5分钟。
国内指示要举行专场电影招待会，而且为了突出重点，规定不得加放其他影片，并要求立即把外国观众的反映报回。大使馆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先放电影，接着举行冷餐招待会，趁热打铁搜集反映。结果，所有到场的越南官员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官，都一概环顾左右而言他，谁也不肯就影片发表评论。罗马尼亚大使馆武官则有意把话题岔开，举起啤酒杯说，人们都称赞捷克的啤酒最好，其实中国啤酒也不错。
搞得场面比较尴尬。当时中国媒体整天宣传“形势一片大好”、“到处莺歌燕舞”，但越南人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形势是每况愈下，因此越南领导人自始至终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支持或肯定文化大革命的话。在极“左”思潮的笼罩下，对越的外宣自然是陷入了死胡同
![SiS001! Board - [第一会所 关闭注册]](images/green001/logo.png){kind=logo}
